大约在公元前 3000年赌钱游戏，伊拉克和印度就出现了掷骰子的赌博游戏。

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天朝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。

天朝古代最早的博戏——“六博;，相传就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。

由此算来，赌博游戏在天朝也有3500余年的历史了。

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，上饶麻将的舍牌顺序是有很讲究的，大家出牌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对举个例子，例如某个玩家先出了3条，然后又出了5条，那么极有可能他是在拆牌，如果桌面上的5和6条都很少，那么这个时候对手就有可能是在等4条和7条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有这些牌型，就要多加留意了，随意乱打就可能被对手吃。

由庄家掷骰子，骰子面数值合计T,骰子中点数小的点数为U，则按逆时针从庄家数起第T个玩家砌牌的右边按顺时针算起第U墩开始起牌；顺时针抓牌，每个玩家一次抓两墩四张牌，抓牌三轮共12张牌；再按逆时针庄家开始四个玩家各抓一张牌，庄家最后再抓一张，即闲家每人13张,庄家14张。

　　 乌曹有无其人，是否作博，不可尽信。

商代的博戏，至少在上流社会是存在的。

周朝流行斗鸡博戏。

据《列子·黄帝篇》说，周宣王非常喜好斗鸡，对养鸡斗鸡颇为精通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，赌博活动已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流行开来。

在上流社会，从国君侯王到一般豪富，都嗜好博戏。

鲁昭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 517年），鲁国国内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，其起因之一便是源于赌博，斗鸡过程中季平子先破坏了游戏规则，“介其鸡;，即以革为其鸡作甲，郤昭伯以牙还牙，“为之金距;，即用铁包裹鸡脚，因而引起季氏恼怒，导致一场内乱爆发(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)。

宋国君王闵公（泯公）更因与人博戏，发生争执而身亡于局盘之下。

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记载说，闵公与大夫南宫万外出狩猎时作六博戏，赌博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，闵公情急之时，当众揭了南宫万曾作过鲁国俘虏的短，南宫万一怒之下，举起六博盘砸死闵公，酿成一场大祸。

据史籍记载，大梁一姓虞的富豪不但自己嗜好博戏，而且每日在家临街的楼上开设博局招赌，四方赌徒闻风而来。

如果有人击博射中，众人争相喝彩，好不热闹(《列子·说符》)。

　　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赌博。

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曾记述孙膑帮助齐国名将田忌智胜对手，赢得千金的故事。

孙膑运智帮助田忌跑马场上赢千金，历来史家都传为美谈。

而战国“四公子;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，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，镇定自若，继续行博也是一段千古佳话。

先秦时期，赌博不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，一般百姓，亦喜此戏。

《庄子》曾经讲过这样一则故事：两个仆人一起去放羊，结果将羊弄丢了。

主人问他们放羊时干什么去了，男仆说他当时正在读书，童仆则说他玩掷骰子赌博游戏去了。

(参见《庄子·骈拇》：“臧与谷二人相与放羊而俱亡其羊。

问臧奚事，则挟策读书，问谷奚事，则博塞以游。

二人者事业不同，其于亡羊均也。

;引自陈鼓应注译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5月第1版)

　　 当时许多国家的都城，嗜赌若狂，赌风炽盛：“闫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壶，相引为曹。

; ( 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 ) 齐国的国都临淄“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博蹋鞠; ( 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 ) 。

这一时期博戏种类已趋多样化，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当时（约公元前 600 年左右）的立方体骰子。

斗鸡、走犬（跑狗）、六博、奕棋、投壶竞相出现，不一而足。

　　 走向社会化：晚清赌博概观

　　 晚清赌博不仅赌风之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，而且在诸多方面显示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色。

其中尤为明显的便是赌博形式的多样化。

既有古代博戏的沿袭，又代有创制；既有西方输入的洋玩意，又有一些不中不西、中西合璧的新花样。

从叶子、牌九到押宝、番摊；从花会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到闱姓、吕宋发财票；从赛马、跑狗、回力球到扑克牌、轮盘赌、吃角子老虎机，还有风靡华夏、远播异域、历久不衰的麻将。

在上述诸种赌博中，尤以麻将最为大众化，可谓雅俗共赏，老少同乐，妇孺皆知，致有所谓“国赌;之誉。

而西方赌技的传入并流行于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大城市，更给传统的赌博注入新的活力。

晚清从道光中期到宣统逊位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新创了如此之多的赌博形式，且汇古今中西为一炉，形成了天朝历史上少有的“杂赌;奇观，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。

总括起来，晚清赌博诸形式有两大特点：其一，晚清上述诸种赌博受西方赌技影响较大，偏离了博的原有故道，而一味朝赌的方向发展，古代赌博除了图财谋利外，一般还讲究博的愉悦。

博除了机会运气外，还需较智伐谋，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可供依凭。

而晚清上述诸赌博则缺少这种博的游戏过程，人们参赌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中彩。

第二，传统赌博形式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，基本上是小规模的，往往在一室之内、方寸之间进行，局盘、叶格的有限空间限制了参赌的人数。

这与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中心，人际交往有限，社会组织松散不无关系。

而晚清赌博有不少形式如闱姓、花会、山票等则是有组织的、大规模状态下进行的，赌局内部组织严密，分工很细，各司其职，赌客不必到DC就能参加赌博，赌局（庄家）与赌徒之间因此拉开了距离。

可以这样说，传统赌博是家庭型、分散化的；晚清赌博则是社会性、集中化的。

这一特点不仅反应在赌博形式上，在其他方面更有明显表现，这就是职业化与社会化。

　　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现象的出现，正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生活近代化一个特殊的畸型的产物。

在近代城市化较为发达的地区（如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一带）和城市近代化进展较快的城市（如广州、上海、天津、汉口），赌博职业化现象都较为普遍。

尤其是广州，由于清廷地方当局大开赌禁，公开招商承办赌馆、票局，于是就有不少商人出来承包赌博业，广州也因此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经营娱乐业的特殊商人阶层——赌商阶层。

这既是一种社会病，更主要的是一种城市病。

尤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。

　　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与赌博形式集中化、规模化有关。

由于白鸽票、山票、铺票、花会、闱姓等赌博一般都要有组织、大规模进行，因此，在这些赌博形式中产生出了天朝近代最早的职业化赌博集团。

以花会为例，在花会盛行的地方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都有靠经营花会票局而牟利的赌博集团。

上海花会总会先设于南市猛将堂，后来几经搬迁，曾迁到北市的华记路等处，最后定址于虹口的庄源大。

花会内部组织严密，分工很细，由护筒、开筒、写票、收洋、看洋、巡风、更夫（报钟点之人）、稽查等人员组成，一般少则三五十人，多则百人以上，此外还雇有招徕赌客的职业跑腿“航船;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上海这类“航船;共有四百五十余人。

“航船;抽取赌注十分之一和在所拉客中有赌赢者之彩金中取三十分之一。

福建的一些花会票局以股份制形式集资组成，出资最多的股东被推为厂主，“其资本约一千余圆，尚有后备金数千圆。

股东至多，凡十余股，股亦不限额，惟以最多者为厂主。

复聘花会中之老手及经验最富者为之辅。

而厂外则又有所设风桌十数张，资本多者，亦数十百金。

; (《清稗类钞·赌博》)

　　 闱姓赌博是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的典型例证。

广东的闱姓是由紫山村机房中人“斗彩;博戏发展到有组织的职业性票局，后来还得到地方ZF批准。

光绪十一年（ 1885 ）四月二十日，两广总督张之洞上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》，呈请清廷弛禁闱姓，并招商承办，“包商缴饷;，逐渐形成为有一整套管理制度的经济实体化的赌博专业组织。

一些闱姓大赌商不仅在赌徒中呼风唤雨，而且通过明（缴饷）暗（贿赂）两条途径，一度操纵科举考试，左右地方ZZ和经济。

泛滥成灾的民国赌潮。

　　 （待续）赌钱游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