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赌博器具，赌博形式方面，唐宋融古贯今，颇有创制。

这一时期的赌博形式有船子戏，采选叶子戏、屋架、双陆与长行，订马以及宣和牌等。

其中创制于唐，演化至宋宣和年间产生出另一新品种骨牌--宣和牌。

这种骨制赌具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

骰子作为掷具一直沿用至今。

牌戏，尤其是宣和牌的斗牌法直启后来“天九”、“牌九”、“接龙”诸法。

“采选”、“升宫图”之雏形，其叶子戏的型制对“马吊”牌产生影响。

而马吊牌与宣和骨牌杂交演化的结果又产生了中国的国戏--“麻将”。

　　古代宣和牌随着城市的繁荣，市井间不仅赌风极盛，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赌博组织，以及借赌行骗的诈骗团伙。

如宋朝，“今之博戏，有长行最盛……王公大人或原耽玩，至于废庆吊、忘寝休、绍饮食者。

及博徒用之，于是强各争胜，谓之’掠零‘，假借分画，谓之’囊家‘，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。

有通宵而战者，有破产而输者……”这里的囊家，就是聚赌抽头的赌窝窝主。

宋代更有所谓“柜坊”，“以博戏骗财”。

定州“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，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”。

宋金时北方的许多酒楼茶馆，往往陈列着多副双陆盘，供赌徒使用；“燕京茶肆，设双陆局，或五或六，多至十余，博者嗡局，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。

”不少富商官宦子弟嗜赌成性，因此而葬送入仕前程和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。

江陵有一位名叫郭七郎的人，富甲楚城，长江、淮河、黄河流域的商人都与他有商业贸易往来，唐朝乾符初年，与郭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一位商人住在京城，郭氏前往探访，到了西安后，郭七郎花天酒地，日夜赌博，乐不思归，结果将其巨额家资输耗大半。

　　当时的小说里面曾讲过一位富家子弟因嗜赌而耽误科举的故事：“丁晋公本吴人，其孙徒居建安，资产豪盛。

子弟中名提者，少年俊爽，负才气，待气嗜赌博，虽常获胜，然随手荡析于胛游。

”后被其父囚缚空室，逃出家门，熙宁九年进京应试，时“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，其肆如市，大抵多举子询知得失。

涅往访之，士曰’君气色极佳。

吾闻人多矣，无如君相，便当巍峨捣第。

‘即书于壁云，’今岁状元是丁涅‘。

涅益自负，而所好固如昔时。

同榜有两蜀士，皆多货，亦好博，宛转钩致，延之酒楼上，仍令仆设博具立于侧。

蜀士见之而笑，遂戏于小阁。

始约以万钱为串，戏酣志猛，不能中止，累而上之。

堤于此艺得奇法，是日所赢六百万，如数算取以归郧。

又两日，复至相士肆。

士惊曰：’君今日气色大非前比，魁选岂复敢望？误我术矣？‘涅请其说。

士曰先观天庭，须黄明泽润则黑。

今枯燥且黄，得非设心不善，为牟利之举，以负神明矣？’涅悚然，具以实告，曰：‘然则悉心反之，可乎？’士曰：‘既已发心，其具知之矣。

果能悔地，尚可占甲科，居五人之下也。

’涅亟求蜀士，还其所得。

及唱名，徐锋首魁，涅为第六云”。

大概意思就是，一位富家子弟年少有才，但是沉迷赌博。

他父亲就把他绑起来，他就逃出了家门。

后来，进京赶考，遇到一个相士，说他面相极佳，必定高中状元。

于是，他得意洋洋。

不过，接下来他又嗜赌如命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过了几天，又遇到那个相士，相士大惊，说他因为沉迷于赌博而影响了面相，现在收手，虽然说中不了状元，但还是能考个第六名。

结果，这位少年停止赌博，并把赢来的钱都归还回去了，最后中了第六名。

　　唐宋时期的许多城市，尤其是南方一些城市如杭州、建康等地，由于经济富庶，商贾云集，市井无赖亦混杂其间，因而赌博风气很盛。

五代吴越王钱绍，少时就是与市井无赖混进一气的“博徒”：“临安里中有大木，绍幼时，与群儿戏木下，绍坐大石，指挥群儿为队伍，号令有法，群儿皆惮之。

及壮，无赖，不喜事生业，以贩盐为盗。

县录事钟起，有子数人，与缪饮博。

起尝禁其诸子，诸子多窃从之游。

”这些市井无赖参赌的直接后果，是在一些城市中产生了赌博诈骗团伙，他们常常设局行骗，诈人钱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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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夷坚志补》披露：末宣和年间，吴人沈将士调官京师。

方壮年，携金千万，肆意欢适。

一次被李、郑二人诱骗至一主人号称为王朝议的华丽巨宅，“闻堂中欢笑掷骰子声，窃屏隙窥之，明烛高张，中宾客四人，美女七八人，环立聚博”。

沈入局“乃共博，沈志得意逞，每采现胜，须央得千绢。

诸姬钗玛首饰，为之一空，同行引其肘曰‘可止矣’！沈兴高如狂，索酒无算。

有姬最少爱，败最多。

祖而起，挟空博至前曰：‘只作孤注一决，此主人物也，幸而胜，固善，有不如意，明日当道鞭重，势不得不然。

’同席争劝止，皆不听。

沈一掷，败焉。

倾笥倒物，益实以金钗珠宝，估其值三千结。

沈反其所赢，又去探腰间券尽偿之，尚有余债。

方拟再角胜负，俄闻朝议大嗽，索唾壶急。

众女推客出，奔入房。

三人趋元饮处，约后数日复相过。

沈归，卧不交睫；鸣鸡而起，欲寻盟。

拂旦，遣召二子，云：‘已出。

’候至午，杏不至。

遵走王氏宅审之，屋空无人。

询旁佃居者，云：‘素无王朝议。

畴昔之夜，但恶少年数辈，储平康诸妓，饮博于此耳。

’始悟堕奸计”。

大抵诈骗团伙都是假借人宅，以美女色相相勾引，赌博开始之际先让被骗人赢一些钱，让其尝到甜头后陷入骗局，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被骗者倾囊而出，财尽钱光。

　　蹴鞠图宋代蹴鞠宋元时期朝廷严厉禁赌，这一时期的赌风不仅未有所收敛，反而赌博种类辈出，赌博专著频现，赌风昌盛。

　　宋在继承隋唐双陆、弈棋、彩选、叶戏、跳鞠及各类斗禽虫戏等赌博种类的基础上，又推陈出新，发明了七国象戏、打马、响、除红、捶丸、宣和牌、关扑等。

并且有大量的赌博专著出现。

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：司马迁的《七国象戏》、应邵的《汉宫仪》、李清照的《打马图》、洪遵的《谱双》、杨无咎的《响谱》、贾似道的《促织经》、元无名氏的《丸经》和杨维祯的《除红谱》等。

这些专著在对古代博戏推陈出新的基础上，并试图总结出一些赌博理论和赌博技巧，这对当时及后世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　　至于这一时期的赌风，则是日渐昌盛。

北宋苏轼在其奏议中就提到，当时仅一个边镇定州就有“柜坊”（赌场）百余户，公开招军民赌博。

而繁华的都市则远不止其数，甚至通布各大城镇的茶肆，也成了变相的赌场。

　　在这种昌盛的赌风中，参与赌博的人，更是上至皇帝官僚，下至平民流氓，三教九流无所不包。

《李师师外传》载，宋徽宗“与师师双陆不胜，棋又不胜，赐白金二千金”，吕祖谦《紫薇杂》的记载则更为明确：“熙宁间，神宗与二王禁中球子，止（疑为‘上’）间二王欲赌何物。

徐王曰：‘臣不别赌物，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’。

”神宗在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，大臣也立即应允。

可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。

且帝王赌博，不仅赌钱、物，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。

　　据《辽史·罗衣轻传》载：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“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。

帝屡不竟，前后已偿数”。

真是赌得天昏地暗。

不久两人又赌，伶官罗轻出面制止：“双陆休痴，和你都输去也！”兴这才罢手。

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，这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，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辽道宗“晚年倦勤，用人不能自择，令掷骰子，以彩胜者官之”。

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大，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骰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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